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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医成长的六十年

发布日期:2018-09-10 来源:校庆办公室

【作者简介】王君,男,1931年4月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共党员。1948年在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专参军学习。1949年在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学习。195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并先后任秘书、科长、主任、副处长、副院长、副院级调研员。1993年离休。

今年是我们学校建校九十周年,是我们国家建国六十周年,也是我踏进山医校门的六十年。

1948年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始筹办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学专科学校。学员一部分是由新解放区河南的开封、郑州、洛阳招来的,全部参军入学;一部分是由医院的护理部和护士学校选拔的,入学深造。学校校长由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医院院长何穆同志兼任,教务主任由医院妇产科主任余国器同志兼任;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由杨绍周同志负责,教学管理由朱坚同志负责(同学们昵称杨为指导员、朱为班长)。

1948年10月学校正式开学、开课,学制三年,以尽快培养出能独立担当某专科医疗工作的医生为目标。根据基础课少而精、临床课结合实际的要求,学员上午在病房实战,下午在课堂进行理论学习。经过一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学员们已初步学习了基础课和部分临床课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初步具备了在门诊和病房处理一般工作的能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1949年4月太原解放。根据太原市军管会的命令,和平医专、川至医专、助产学校与山西大学医学院合并重组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和平医专的学生分别插入四、五年级,作为骨干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学生的政治思想、业务技术和动手能力也都是不错的。1951年毕业的学生,参加了建国以来的首届统一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1952年毕业的学生,大多分配到华北、西北各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工作,都成为军队和地方医疗卫生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

1948年郑州解放,许多老解放区的学校在郑州招收学员,我本来想报考中原军政大学,一个很偶然的机遇,使我加入了和平医专的学员行列。我和景民同志等一批来自开封、郑州的学员一起,打起背包步行进入太行山,途中爬上山头放声高吼兴奋不已,带队的常乐同志告诉我们前面的山更高,但也抑制不住我们奔赴太行山区的兴奋之情。我们一行人晚上住宿,老乡们热情接待,弄得我们半夜里大汗淋漓,原因是我们第一次睡热炕,大家都不习惯。到了和平医专后,发给每人整套的灰粗布军装,穿上还真神气,有股子军人气概。

学习开始后,每天上午病房实践。前两个月是学做护理工作,随后在各科轮回实习。记得一次在邵耕医生指导下,我为一病人做胸骨穿刺,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好在有邵医生指导,穿刺做得很顺利。在实践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干、奋发向上、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时起得到了初步确立。

1948年底有部分学员因迟到误课,朱坚老师指定我为他们补讲解剖课,这为我以后选择做解剖学教师埋下了伏笔。

1949年底,我由长治来到太原,插入五年级继续学习。由于学校教学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动员部分学生提前确定学科、定向培养、留校任教。我于1950年被派送到北京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科进修,1951年毕业后回母校工作,先参加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工作,后改为参加人体解剖学的教学工作。

解放初期,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学校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先后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留学生”的办法,积极解决增加教师和提高教学水平的问题。“请进来”就是由何穆院长、余国器副院长到京、津等地请来一部分临床医生;“送出去”就是把学校的一些中青年教师送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等地进修;“留学生”就是让学生提前确定学科,经过定向培养后留校工作。

随着学校的独立建院,医疗系、卫生系的建立,教学改革的深入,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校的校舍已不能适应教学和医疗工作的需要。在卫生部和省、市政府的支持下,经过一段准备及报请审批之后,1955年在学校(即现在校本部)和一院现址,开始兴建新校舍和新医院。1957年完成部分校舍和大部分医疗用房建设,学校由原校址(二院现址)迁来,并成立了第一附属医院。我有幸随曹洪山、李珍、曲克等同志一道参与了新校址、新医院等筹建的前期工作。之后,学校又派我到浙江医学院进修半年,以提高教学业务能力。回校后继续搞解剖学教学工作。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卫生部和高教部确定的院系调整方案,我校将接受由江苏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调整来的部分师生,组建山西医学院卫生系。1955年暑假期间,我先和姚凤一同志前往山东医学院接教师,后又赴江苏医学院接邵象伊院长等几名教师和百多名一、二年级的学生。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得到了铁路运输部门的大力支持。记得当年经上海铁路局批准,我们所需的铺位和坐位都是从上海站预留。在德州转车时也为我们预留了铺位和坐位。铁路部门还通过路内电话,向学校及时通报我们的情况和到达的确切时刻,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保证了师生们顺利到达太原。

1956年我受组织的派遣到上海第一医院主办的高师班学习进修,接受由苏联专家主持的培训。1957年返校后,先在二院后到一院外科工作。期间适逢先是“反右”后是“大跃进”的政治运动。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冲击,极大地伤害了部分同志的情感,甚至给部分同志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1960年我又回到解剖学教研组,平静地搞了几年教学工作。

1962年我随王仲兴副院长,到华北局反映学院急待改善办学条件的困难,争取到华北局的20万元投资,为1963年购买西校现址和全部房舍提供了资金保障。

1964年我奉命兼任院长办公室秘书,跟随院领导参加一些中心工作的联络、协调及文字资料等工作。记得比较大的活动一是按王仲兴副院长的指示参与了卫生部对“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的科研成果鉴定会的相关资料准备工作;再一是跟随王仲兴院长到吕梁地区、晋南地区各巡回医疗点检查工作,返校后起草全校的巡回医疗工作总结报告。

兼任院办秘书也给我带来无妄之灾,1966年文革开始后,党办和院办秘书几乎全部都成了大字报攻击的第一批对象。

1967年我被派往晋南地区隰县,主持学校的战备基地建设。1969年返回学校后,又随革委会的领导进行战备疏散的选点及相关的准备工作。1971年为迎接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我又从战备疏散地——定襄县宏道村,提前返回太原主持校舍的修复工作,为1972年学生入学及恢复教学工作提供了条件。

随后几年我在总务处的事务科、房管科工作。曾随革委会王中青副主任去铁道部求援火车头锅炉、去哈尔滨求援木材,以解学校改善供暖及维修之需。

1978年任基建办公室主任,1980年至1984年任基建处副处长。在此期间,为保障教学、科研工作及为师生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我筹划和主持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采暖方面,对各校区的锅炉房进行了新建或改、扩建,锅炉设备全部更新,对供暖地下管网进行了改造;在供电方面,对全校的供电线路进行了调整更新,新建配电室并首先建立了两路供电;在供水方面,新建蓄水池和水塔,并对供水地下管网进行了改造与部分更新;在排污方面,进行总干管的改道新铺及地下管网的改造;在校舍建设方面,先后建设了图书馆、北教学楼、研究生楼、电镜楼及部分教职工住宅楼。

这一系列工作,在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为广大师生的生活提供了优质服务。这一成绩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许和认可。

1983年按余国器副院长的指示,参加了教育部在太原的“全国高等法医专业教育座谈会”的筹备及会务工作,担任文字资料及文件起草工作。

我还曾随朱锦忠副院长、于文雄同志等到煤炭部争取为学校基建设备投资200万元事宜进行商谈。

1984年6月,我被任命为山西医学院副院长,做为副职协助韩德五院长工作,具体管理财务处、总务处、设备处、基建处、劳动服务公司(含校办工厂)、科技开发中心的工作,后又加上保卫处。在任期间除协助院长完成学校的中心工作及处理日常工作外,还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所管部门的干部配备。学校行政后勤干部来源缺乏,当年许多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后勤部门工作,加之当时规定工人不能提成干部,这给后勤部门的干部配备带来很大困难。对此,我向学校党政领导提出,可否采用工人当选干部,在任职期间享受其所任职务的干部待遇,卸任后仍回复原来待遇的办法。经校领导同意后实行,为任命干部另辟蹊径。

2、加强“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教育。长期以来,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师生的生活,都是在学校各有关部门的管理下进行的,被各种规章制度所规范。这看似天经地义之事,但却忽视了工作与生活者是主体,他们应该有主动权的问题。对此,强调要树立服务思想,要扭转换位。要真正把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师生的生活作为主体,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之服务,要设身处地的想问题、办事情。

3、统筹资金管理、下放经费使用权限。长期以来,各项工作的主持者,为开展工作所需各项经费,都要逐一向有关部门申请。此举,既费时又误事。学校的经费有限,如何把有限的经费管好用好,确是一大难题。经过反复思考研究,我和财务部门提出,按学校各方面的需要先做出经费分配方案,经院长批准后,再将各部门使用经费限额分配到各使用部门。在全院实行院内银行及院内支票流通的办法。各部门领导在限额内自主使用经费,超过一定限额的要经主管院长审批。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经费的统筹管理,也为科研中心、计算机中心、电教中心的仪器设备的配备提供了经费保证。

4、优化校园环境。建造幽雅、整洁的校园环境,不仅体现着学校的精神面貌,而且也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承续学校一贯重视绿化工作的传统,重新规划校园的绿化美化方案,并安排经费逐步实现。先后建造起假山、喷泉、花架、草坪、花坛等设施,使校园很快达到幽雅整洁的要求。

5、争取卫生系教学建设与仪器设备配备的同步进行。由煤炭部以基建拨款投资给学校的200万元,省有关部门将其纳入基建投资兴建卫生系教学楼。为使教学楼的兴建和内部教学设备的配备能同步起来,我与学校有关部门积极向上级反映,争取建楼由省里出资,购置设备用煤炭部投资的200万元。此事不仅反映到省主管部门,也反映到张维庆副省长处,最后也反映到王森浩省长,最终再得到省主管部门的同意。

6、争取办实验员培训班,缓解教职工后顾之忧。我上任之始,就有不少教职工向我提出希望帮助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为此我代表学校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诉求。经与省卫生厅有关处领导协商,同意由我校承办实验员班,纳入省厅计划之内,学生毕业后由厅属医疗部门按工作需要聘用。由此解决了一些在家待业的教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为一部分同志解除了后顾之忧。

我于1989年调任副院级调研员,离开了实际工作岗位。1993年3月离职休养,过着愉快的晚年生活。

纵观这60年,我1949年踏进山医校门,从一名青年学生,在党和各级领导的培养下,在不同的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岗位上,通过工作实践的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长各方面的知识与阅历,成长为一名校级干部,为山西的医学教育尽了一份力,为山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也曾有过困惑和委曲,但我始终无怨无悔。

(注:此文有关和平医专的记述,部分转引自《不平凡的岁月》一书中朱坚、苏林撰写的《建院史话》一文,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