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anner_top.jpg
当前位置: 首页 >> 山医记忆 >> 九零征程 >> 正文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发布日期:2018-09-10 来源:校庆办公室

【作者简介】余国器,男,生于1917年,浙江绍兴人。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4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北方大学医学院教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下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邢台总医院妇产科主任兼外科主任,山西医学院教务主任、副院长、代院长兼任基础系主任、医疗系主任。1983年离休,任山西民盟并州医学院院长、名誉院长。

新中国早期:初步发展——“学校组建初期,教师稀缺,

大专水平以上的教师一共才15人”

说起山西医科大学组建之初的人和事,余国器院长感慨颇多。1946年参加组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下属白求恩和平医院(现为长治和平医院)的余国器在八月接受军管会的命令,为了解决山西医学教育比较落后的状况,将山西的几所医学院校(包括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及附属医院、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山西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和长治市的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学专科学校)组建合并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

师资短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资源匮乏,刚上任的余院长面对诸多棘手的问题,在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后,他首先就着手解决教学质量和师资的问题。“一开始,教学很弥散。一个人担任一门学科的讲授任务,而有的学科还要从山西大学或者中学请教师来讲课(当然是讲完课就走人的那种),同学们没有教材,就更不用说教学质量的保证了。要整顿教学就要先请教师,一味的从外面请教师来临时授课只是缓兵之计,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师队伍。” 余院长对于建校之初的艰辛记忆犹新,“因为我是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我后来还从北医要来一批教师,包括包淑和、于载畿等,后来都成为骨干教师。”

由于资源的短缺,当时像样儿的实验室就只有解剖和生化实验室,而别的教研室则几乎是“两袖清风”。但是经过教学秩序的整顿使大家都保持了积极的态度,使得学生们有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学生们都听我的话,思想就慢慢统一起来了。在解放后招的学生很多都成为我们学校的骨干,”谈起学生,余院长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由于那时山西的高中毕业生太少,所以我就自己和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教育部门联系,解决了生源问题。”

1953年,山西医学院独立建院。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学院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重重艰巨的任务和困难。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学校建设发展实际,学院开始系统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和经验,医学教育改革逐步深入。经过院系调整和曲折艰难的探索,学院整体工作大有起色,特别是教学实践活动开始良性运转并渐渐步入正轨,科研、医疗工作也逐步铺开。这一时期,尽管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但学院总体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截止1957年底,学院共设两系一部,32个教研室,两个附属医院。职工总数为539人,在校学生1462人。卫生系在全国院校调整时合并了原江苏医学院卫生系、山东医学院卫生系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的部分师生,成为全国高校仅有的6个卫生系之一,力量显著增强。

“文革”十年:曲折前进——“十年浩劫中,

我们几乎被打散”

遗憾的是,学校的发展一度中断。在学校的发展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候, “大跃进”风潮使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甚至形成了混乱无序的局面。由于冒进之风和左倾思潮的冲击干扰,名目繁多的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极度消耗了师生、医护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宝贵时间和主要精力。更为严重的是,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一套系统的办学模式、体制、办法、秩序完全被打乱。“教育大革命”之下先后兴起的校内整风运动、“红与专”的辩论、“插红旗,拔白旗”等等运动冲击和脱离实际的盲目浮夸,破坏了团结之风、务实之风,使得人心离散。一些踏踏实实、潜心钻研、渴望干一番事业的同志受到排挤和打击,心中困惑迷茫,事业心、自信心被严重挫伤。而大炼钢铁、植树造林、消灭“四害”、下乡劳动锻炼等生产劳动实践一度成了师生员工的“主干课”。

正是看到极“左”带来的严重危害,中央开始采取许多重大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学校党委也及时总结教改经验,纠正偏差,恢复教学秩序。1959年4月17日,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时任党委第一书记的高勃同志作了1959年重点工作报告和大会总结报告,提出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能以教学为中心;二是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劳动、政治与业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问题,以便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三是认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处理对知识分子在改造中的批评和团结问题,强调要开展正确的、耐心的、细心的教育工作,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次会议有力地扭转了大跃进以来的混乱状态,对教学、劳动、政治理论学习和专业课程设置作了重新安排,特别是教学工作的核心地位被重新确立,学校工作重心又回到教学工作上。党代会后,学校恢复了院务委员会,这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组织,是学院行政领导的最高机构。院长邵象伊同志任主任委员,我和高勃同志均担任委员。5月下旬,学院又召开了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就如何提高教学、医疗、科研水平等问题集思广益。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好的局面很快就被“反右倾运动”和又一次教育革命所破坏。“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使全国形势从纠正“极左”急转直下,转向“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堵塞了言路,使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助长了浮夸、吹嘘、瞎指挥等不良风气,使刚稳定下来的教学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师生的劳动又多了起来。为了配合当时的总路线及“大跃进”精神,学院试图建立起一套教学、科研新体系,以“并、串、联、减、增,实习一条龙”为口号,重组学科和专业,对各专业课程进行大拆大卸、大合大并。结果事与愿违,由于改革脱离实际,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当时的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司长季钟朴来校检查工作,在听取了广大教师反映后,认为“新方案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不利于教师的提高”,向学院党委提出反对意见。学院党委和行政研究后决定按照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调整。1961年,高勃书记主持党委会,提出调整工作要着重在结合三年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凡是既紧迫又有把握的立即调整,紧迫但无把握的先酝酿后调整,不太紧迫又无把握的推后进行。经过专业、学科、课程、机构的一系列调整改组,教学工作又回到正轨。思想政治方面调整也同步跟进,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和批判的同志得到平反。党群关系、教师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以教学为中心,同心协力,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

改革开放:迅速壮大—“学校会更好的”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各项工作逐渐回到正轨,医学教育工作也不例外。经过近九十年的薪火相传,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拼搏,山西医科大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目前,学校已由初创时的单一学科,发展成为以医学为主,医、理、管、法、文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医科大学,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无论是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效益,还是师资队伍、教学科研能力、管理水平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均具有一定优势。

“学校现在已经很壮大,年轻一代的教师和医生们都很积极努力”,余院长欣慰地表示,“学校会更好的。”

[笔者感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余院长,一进病房见他躺在病床上冲我们微笑,高流量的氧气发出咝咝的声音。当问到他当时是怎样从北医的助教来到山西时,他很爽朗地笑了:“ 思想都不同了,我当助教时有从解放区来的学生总是说解放区如何好,后来我看出国民党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就来到解放区啦”。在采访过程中氧流量被调大,那嘶嘶的声音几乎都可以遮盖了余院长的声音,但他的声音在病房里又仿佛被扩大了很多倍,总是有的放矢的击中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