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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

赵家河村民:“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发布时间:2017年09月14日 08:45稿件来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点击次数: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 近平教我写名字 ”

图片赵家河村民:高小梅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 近 平 让 我 当 队 长 ”

图片赵家河村民:武刚文

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 近 平 把 粮 票 和 钱 压 在 了 碗 底 下 ”

图片赵家河村民:聂瑞兰

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 可 把 近 平 急 坏 了 ”

图片赵家河村民:赵福有

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采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 近 平 帮 我 找 猪 ”

赵家河村民:赵秀全

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赵家河村民:赵勋功

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 近 平 帮 老 汉 拉 车 ”

赵家河村民:赵胜利


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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